现今，绝大多数的心理治疗师都是女性。而且，她们的来访绝大多数也是女性。但在心理治疗发展早期，心理治疗师大多是男性。无论现在人们如何看待弗洛伊德，他关于儿童发展的理论，更多地是关于男孩而非女孩。那个时候，父亲对于社会文化和儿童成长都是一个重要角色。他代表着权威、等级、边界和独立性。他既是正在成长中的男孩的楷模，也是竞争对手。这一观点是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结理论的基础。
然而如今，精神分析理论更倾向于将象征性的父亲视为一个顽固保守的存在，需要被消除。与此同时，正如我在十年前参加一个心理治疗培训课程时发现的那样，在心理治疗中几乎见不到男性，无论是来访还是从业者。
这种“消失”有什么影响吗？华尔街日报作家阿比盖尔·施赖尔，在她的新书《糟糕的治疗：为何孩子们长不大》中暗示，这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。作者的研究一点都不妥协，内容涵盖了个人治疗、教学方法、政府数据收集以及整个（西方）文化下的儿童养育方式。
作者认为，那些采用“商量边界”、“尊重感受”、“探索创伤”、“畅所欲言”等心理治疗式方法所培养的孩子们，并没有像人们期望的那样变得更快乐、更自信、更具情感素养。他们神经质、焦虑、自我中心，既害怕外面的世界，又善于利用所谓的权威，最重要的是，他们从心底里不开心。作者并没有暗示男性缺失与这种养育方式兴起之间存在因果关系。只是指出如今的儿童养育方式，趋向于单一的“母亲式”风格：呵护、理解、关怀和无尽的同理心。
那么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该书的核心内容或许可以总结为：少一些技术，多一些主动性，建立更好的界限。作者认为，改善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干预措施的关键，不是更多的“吞噬式母亲”，而是具有权威的象征性父亲。作者在书中留下一个隐含的问题：你是否能够像父亲一样坚守立场？从这本书中我们或许可以推断出，如果有人需要（好的）治疗，那不是孩子们，而是他们的父母——尤其是在与象征性父亲和解方面。或许如作者所说，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杀死了象征性父亲，回避成为代替他的英雄。取而代之的是，我们将吞噬式母亲加冕为统治者。
也许，要摆脱这个黑暗、压抑的伪母亲，唯一的办法是与弗洛伊德所说的必然会失败的真实母亲和解。但作为成年人和父母，应对我们自己的焦虑和失望并不容易，正如作者自己承认说，她发现，她想给予自己的孩子更多独立权力，其过程是多么的费力。
然而，她认为，家长有责任与我们自己根深蒂固的恐惧进行斗争：对孩子受伤的担忧，对作为养育者失败的恐惧，对因为说“不”而被憎恨的恐惧。是什么阻碍了我们这样做呢？或许我们这一代承受的童年创伤，比我们意识到的更多。
